【连载】罕见!投行MD日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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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:Career In 投行PEVC



【投行回忆录(五)】 2006-2008:亚洲投行的巅峰时代

 

2006年,我们完成了中国银行和招商银行的香港上市,融资金额总数超过150亿美元。在此之前交通银行和建设银行已经上市,而之后工商银行和其他国有、股份制银行陆续上市。中行和招行各有特色,两位领导人的风格也很不一样。肖钢接替刘明康掌管中行时才45岁,是五大行里最年轻的董事长。中行在中资银行里国际化程度最高,他上任后百忙中抽空苦练英文。到上市路演时,他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投资者交流,令人刮目相看。2013年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后,他通过重启上市活动、推动注册制、整顿两融业务、开启沪港通等一系列措施改善中国证券市场。但近期A股的大起大落,相信对他个人及证监会都是极大的挑战。

 

招行多年以来被视为中国最佳的商业银行,我认为和它的总部地点、大股东、领导人有密切关系。招商局历史悠久,是晚清洋务运动,官督商办企业之一。虽然是大型国有企业,但总部一直设在香港,熟悉国际市场情况。而招行又植根在全国最具创新性、充满活力的深圳,既有国企的规范,又有民企的冲劲。银行卡业务早年便引进当时台湾同行较先进的系统、软件和经营团队,使招行夺得先机。董事长秦晓具有宏观、高层面的洞悉,与银行经验丰富的马蔚华行长是最佳配撘。

 

中国金融股在那几年间,受到投资者热烈追捧,股价节节上升,估值远高于国际水平。金融风暴来到后,欧美大行严重受创,过去的“师父”一个个倒下,“徒弟”却继续稳步增长。回头看,中国银行业在那几年间,一方面得益于自身改善和极小的欧美资产比重,另一方面,中国四万亿刺激经济措施和利差保护,让银行业能享受较高的增长和回报。但到了2012年前后,以上因素的负面效果开始显现,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偏高、经济增长放慢和房地产在某些区域发展失衡的问题。银行业股价下跌,H股平均估值长期低于净资产,到最近才有所回升。在可预见的未来,中国整体融资中,大部分仍然会通过银行贷款。无论是看好或看淡银行业,它都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。

 

上文提到我们积极寻找机会,进入中国A股市场。在2005年左右,北京市为大股东的北京证券面对财务压力。当时的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是金融业权威,与外资合作经验丰富。早在1995年他担任建设银行行长时,便主导成立了与摩根士丹利合资的中金公司。在他指引下,北京市政府愿意新尝试,引入外资投行成为北京证券主要股东。经过反覆讨论和谈判,我们和由我们引入的伙伴注入新资本金,享有经营权,并把公司更名为瑞银证券。王岐山作风开明,事实求是,1997年广东信托和2003年北京非典等棘手难题,都空降他去处理。有一次我们和他会面,因北京交通堵塞迟到,我们自然向他道歉。他回答说应该是他道歉才对,因为北京交通问题严重,是市长的工作没做好!这几年来他负责远比北京市交通棘手百倍的反腐工作,我想也只有他能胜任。

 

签定协议只是第一步,接下来要把一家原本纯国内券商,提升水平并与瑞银对接,牵涉到所有的前、中、后台部门。如何开展业务、规划战略也是重要的工作,因为我们此前并没有A股实战的经验。另外还要处理大量人事调整,整项工作十分复杂和繁琐。我们经常为其他企业提供并购财务顾问服务,但一般不用或甚少参与整合过程。而瑞银证券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

 

筹备工作用了将近两年,幸运的是,与此同时,国内资本市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,融资活动停顿下来。2007年一季度,瑞银证券完成重组和审批,一正式开张便赶上融资活动重启和A股大牛市。当年我们牵头完成了中石油、太平洋保险等大型国内上市项目。从此我们便有完整的中国境内、外平台,累积了宝贵的营运经验和客户资源。相比之下,很多其他国际投行境内业务起步较迟,或是受到境内合资伙伴的限制,不能和境外业务对接。瑞银证券是我们一个重要的竞争优势。

 

2007是亚洲投行业巅峰的一年,区内几乎所有国家地区的并购融资活动都极为活跃。其中我们作为财务顾问,帮助印度的Hindalco及Essar Steel,分别收购加拿大的Novelis及Algoma Steel。那几年间,印度公司海外并购的步伐甚急,比中国公司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如2008年Tata买下英国的Jaguar汽车,2006年Mittal与Arcelor合并,成为全球最大的钢铁企业。印度和英国独特的历史渊源,令英语广泛被使用,国际化更容易。印度往外走的趋势主要由民企主导,国企和政府支持的力量远远不如中国。两国不同的模式各有千秋,在跨境并购领域里也反映出不一样的结果。

 

作为金融行业亚洲区负责人,这段期间我参与了不少金融机构的并购,如中国银行收购新加坡飞机租赁、招商银行收购香港永隆银行等,其中我特别关注台湾的金融市场。台湾整体市场规模不大,但在当时有五十多家银行,政府控股或参股的公股银行占比庞大,激烈竞争导致盈利和回报偏低。促使银行间整合、政府减少参与、让外资更大程度进入,是明显的金融改革路径。民进党陈水扁政府主导“二次金改”,就是朝这个方向推动。我们积极配合,参与了渣打银行收购新竹商银、建华与台北商银合并等主要案子。可惜改革时阻力重重,执行上弊案累累,到2008年政党轮换加上金融危机,台湾二次金改寿终正寝。

 

2007年底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,对整个金融系统特别是投资银行,带来几乎致命的打击,也彻底改变了瑞银。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,触发次贷危机及巨额亏损,流动资金市场恐慌和萎缩。在不到一年之间,独立投行如贝尔斯登、雷曼兄弟、美林相继消失。过去的行业龙头如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也需要政府出手救助。投行以外,如综合性商业银行花旗、保险巨头AIG、政策性借贷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国有化。欧洲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——不同国家的多家银行需要政府接手,而接着引发的财政赤字、国债和经济衰退等问题,到今天仍然持续困扰欧洲。

 

瑞银是金融危机里受打击最大的银行之一,在2007-2009期间,总共亏损大约300亿瑞郎,被迫向原有及新股东(包括瑞士政府)大规模融集新资本金。等同于一个原本健康的人,一次重大意外后失掉了所有原本的血液,但在抢救并输入全新的血液后总算活过来。为什么创伤如此重?瑞银是瑞士为总部的百年老店,过去无论是财富管理或投行业务都经营稳健,即使是内部同事们都十分惊讶。原因自然很多,但最基本的就是2005-2006年,在美国大举扩充固息业务,而集团最高层不了解其中风险,不能有效防范。SGWarburg的经历差不多十年后在瑞银历史重演。我觉得金融机构管理风险,必须始于决策者了解自身业务和潜在风险,再配上适当的管理体系和员工文化。耶稣在《圣经》的比喻“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,就必警醒,不容人挖透房屋”(马太福音24:43),值得所有银行管理层紧记。

 

【投行回忆录(六)】2009-2011: 亚洲投行部的重任

 

踏入2009年,得益于各主要中央银行及政府协调救助,全球金融市场渐趋稳定。但刚经历了外部的大动荡,随之而来是内部的变动。我的顶头上司——亚洲投行部主管,宣布离职。其实我几年前已向当时的总部高层表达意愿,希望能更上一层楼,但一直需要耐心等待。机会终于来到,我和另一位同事被任命为联席亚洲投行部主管,开启了在这个岗位上六年的职业生涯。

 

回顾这次升职,一方面是基于我在中国地区和金融行业等领域的经验。随着中国市场重要性日益增加,中国和相关团队在内部的影响力也相应提升。另一方面,我也受益于当时在瑞银已经工作15年,建立了良好的内部人脉网落。投行有时候给外人的印象是靠个人魅力,其实十分讲求整体团队和平台的发挥。但在亚洲区,员工隔几年便跳槽乃司空见惯。我觉得过于急功近利,在一个机构里缺乏积累,很多时候对个人的中、长期事业发展反而不利。

 

为了刺激经济,美国联储局从2008年末开始了持续几年的量化宽松政策,大规模买入债券。实体经济复苏需要时间,但金融市场却反应迅速。香港恒生指数从2009年3月份的低位12,000点反弹,至年底涨到22,000点左右,升幅比2007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顺应有利的市场窗口,2009年下半年股票市场发行特别活跃,由瑞银牵头完成、规模超过十亿美元的香港上市项目包括国药集团、永利澳门、龙湖地产、民生银行、龙源电力等。当年的股票发行规模打破纪录,让我上任第一年便有个好的开始。

 

众多项目中,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年初美洲银行大宗配售建设银行股权,及年底的太平洋保险H股上市。美银2005年入股建银,两行合作密切,美银甚至将美银亚洲卖给建银,让建银的国际化迈出重要一步。金融危机来临,美银原本可以避开一刧,但2008年并购Countrywide,继承了巨额房贷亏损,接着又拯救濒临倒闭的美林,使财务状况雪上加霜,必需接受美国政府救助。庞大压力下,美国银行只好减持建设银行股份,发行规模28亿美元,是当时H股有史以来最大宗配售。瑞银独家包销,市场风险不小,虽然经过精心准备,大家心情依然忐忐忑忑。2009年1月7日香港时间早上5点开始簿记,看到亚、美、欧三个地区上百家投资机构踊跃参与,定单滚滚而进才松一口气。8点左右簿记顺利完成,当天早上建行正常开盘交易,堪称一次成功的发行。

 

我从2006年初便开始统筹太保的上市,既要克服内部重组的障碍,又受到上市政策变化的影响,从原本“先H后A”方案,变成“A+H”,再改为“先A后H”。2007年底完成上海A股上市后就等待境外的窗口。2009年香港发行条件成熟,但部分国有股东不愿意承担国有股减持。我们想到一个创新方案,就是让外资股东凯雷私募基金参与减持,记忆中应该是外资第一次减持。太保虽然经过几年的折磨,总算在境内和境外分别捕捉到市场高点发行。在坚强的资本金支持下发展良好,多年来被视为中国保险业最稳健而专注的公司之一。凯雷虽然付出代价,但H股上市后能盘活其股权,最终获利丰厚,是全球回报率最高的单一项目。塞翁失马、焉知非福,资本市场上也是如此!

 

香港上市项目中,中资企业无论是在过去或可预见的未来,都是主要客户来源。但在那几年间,我们开始向国际公司讲解和推动其来港上市,见到一些效果。譬如2010年,我们成功帮助LOccitane化妆品公司在香港上市。它从法国起家并作为生产基地,业务遍布全球,其中最大的市场是法国、美国和日本。2011年我们再接再厉,牵头完成新秀丽的香港上市。作为全球旅游行李箱行业的领头羊,新秀丽业务在欧洲、美洲和亚洲三个区域大致均等。全球市场的扁平化不只影响生产行业,也同样影响国际金融行业。LOccitane 和新秀丽有众多上市地点可以考虑,包括伦敦、纽约、新加坡等。他们最终选择香港,一方面是看重亚洲及中国市场对其未来业务增长贡献的重要性,另一方面认可香港这个上市平台,可以享受高流通量、低成本交易,并吸引到全球投资者。总而言之,在亚洲各巿场中,香港占有很大的优势。


虽然股票发行业务2009年表现强劲,而且该业务一直是瑞银的强项,但我们不能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激烈竞争导致费率下降,而参与一个项目的投行数目又上升,僧多粥少。我开始推动其他金融产品业务发展,其中特别看好债券业务及结构性股权融资。在亚洲,债券传统上远少于股票相关的收入,但我觉得市场在发生重大变化。首先,随着中资企业加速海外发展,它们的长期外币需求量也相应增加,外管局对国企外债发行逐步放开。其次,中国的民企,特别是地产公司资金需求庞大,但国内融资渠道不畅通,境外发债成为重要的途径。此外,全球主要央行减息,推行货币宽松政策,投资者迫切需要有良好回报的投资工具。亚洲投资者熟悉中国企业,欢迎它们的债券发行。事实证明,从2009至2014年间,中国企业境外债券发行总规模急升45倍,而在同一时期,中国境外股票发行规模上升不到两倍。我们趁机扩大债券发行团队力量。

 

人民币国际化也带来商机,香港发行的点心债发展迅速。2010年12月我们牵头完成瑞安房地产30亿人民币点心债,是第一笔地产行业的离岸人民币债。我不禁想起将近50年前SGW帮助意大利Autostrade发行第一笔欧洲美元债,创下了庞大的离岸市场。人民币国际化路途遥远但目标明确,我相信增长空间巨大。

 

作为部门负责人,有两样我不喜欢却必须处理的事——裁员和花红。金融危机之后几年,国际投行经历一轮又一轮的裁员。一般都是总部设定减员总数,并按级别再设目标。谈数目很容易,但落实到个人就头痛了。而且裁员同时又要保业务,所以必须有取舍,不能一刀切处理不同团队。每年的奖金分配,对很多投行员工是首要大事,也像一面照妖镜,把各样性格反映出来。有人高调争取、有人默默耕耘;有人关注与别人的对比、也有坚持绝对金额。个人满意与否,又取决于实际数和预期的差距,所以管理预期成为管理者的重要任务。我觉得这不是我的长项,只能如《圣经》所说“因此自己勉励,对神、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。”


(未完待续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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